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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物

首次建都大梁的中原霸主魏惠王

时间:2019-04-04 13:12:02   作者:河南魏氏编辑部   来源:中华魏网   阅读:190   评论:0
内容摘要:魏惠王,姓姬,魏氏,名罂或婴,是魏武侯的儿子。战国时期魏国的第三代国君,也是魏国迁都大梁后的第一代国王。生于公元前400年(魏文侯四十六年),卒于公元前319年(魏惠王改元十六年),享年82岁,是中国帝王中的长寿者之一。公元前369年至前319年在位,在位时间达五十年之久。公元前364年5月29日(魏惠王六年四月十三日...
    魏惠王,姓姬,魏氏,名罂或婴,是魏武侯的儿子。战国时期魏国的第三代国君,也是魏国迁都大梁后的第一代国王。生于公元前400年(魏文侯四十六年),卒于公元前319年(魏惠王改元十六年),享年82岁,是中国帝王中的长寿者之一。公元前369年至前319年在位,在位时间达五十年之久。公元前364年5月29日(魏惠王六年四月十三日),将魏国都城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村)迁至大梁(今河南开封),故也称梁惠王,是在开封历史上第一个立国建都帝王。死后谥号魏惠文王。
    公元前370年(魏武侯二十六年),魏武侯去世。魏武侯生前没有立太子,导致公子罂与公子缓(也称公仲缓)互争皇位。公子罂就是后来的魏惠王,是魏武侯的嫡子;公子缓,是魏武侯的庶子,也是魏惠王的同父异母哥哥。公子罂得到了以魏武侯的弟弟公叔痤为首的贵族大臣的支持,公子缓却得到了平民大臣的支持,两派势均力敌。
    魏国的贵族大臣集团与平民大臣集团的矛盾由来已久,在魏文侯时期就已呈现出公开化的趋势。魏文侯以能取人,由于贵族大臣集团中有能力的人不多,能够胜任重要职位的人也很少,只有魏文侯的弟弟魏成出任过魏国相邦。而平民大臣集团中却人才济济,翟璜、李悝、吴起、乐羊、西门豹均是声名赫赫的重臣,其中翟璜、李悝曾多次出任相邦。在这个时期,平民大臣集团在与贵族大臣集团的竞争中占有绝对的优势。这种情况下,魏文侯请大臣子夏、段干木、田子方到西河(今陕西华阴、白水、澄城一带)精心调教贵族子弟,大力培养贵族人才,情况逐渐才发生改变,魏国的贵族子弟中陆续开始出现了一批出色的人才。
    魏武侯即位后,吴起、乐羊为首的平民大臣集团咄咄逼人,魏国的局势一时很紧张。魏武侯把李悝、西门豹从平民大臣集团中分离出来,在李悝和西门豹的支持下,才逐渐稳定了局势。乐羊和李悝相继去世后,魏武侯为巩固自己的权威,下决心罢免了吴起的官,起用自己年轻的异母弟公叔痤为相邦。吴起为此而忧惧,离魏入楚,帮助楚国进行变法,楚国慢慢地强大起来。由于乐羊去世,吴起又离开了魏国,平民大臣集团的势力受到削弱。魏武侯从贵族子弟中提拔了一批能力出众的人,出任魏国的重要职务,贵族大臣的比例开始得以提高。
    公元前380年(魏武侯十六年),乐羊的子弟在灵寿(今河北平山)帮助被魏国消灭的中山国王室成员复国,摆脱了魏国的控制。魏武侯以此为由,削夺了一批与乐羊交情较厚的平民大臣的官职,还有一批平民大臣因惧怕魏武侯深究此事而逃出魏国,投奔中山国。为此,平民大臣集团的势力再次受到削弱,贵族大臣集团与平民大臣集团的实力逐渐均衡。
    在魏文侯晚年,公子罂和公子缓就已分别成为贵族大臣集团和平民大臣集团的重要成员。公子罂生于公元前400年(魏文侯四十六年),魏文侯在位五十年,公子罂在魏文侯在世的时候,就已到了成年。公子罂少年聪颖,魏文侯很喜欢他,特意让大臣段干木和田子方悉心栽培。公子罂也不负魏文侯厚望,在贵族子弟中很快就崭露头角。魏文侯晚年正是魏国大展霸业宏图的时期,他的心境很好,对公子罂的关照也很主动耐心。由于魏文侯的青睐,公子罂在贵族中的地位很高。
    但是,受到魏文侯青睐的还有公子缓。公子缓比公子罂年长,很早就显露出了过人的才能。公子缓成名的时候,公子罂还是一个孩子。公子缓受到李悝和西门豹的器重,在平民大臣中很有人缘,公子缓本人也乐于接近平民大臣,再加上魏文侯对他的看重,公子缓很快就在平民大臣集团中占有了重要地位。
    魏武侯时期,平民大臣集团的实力受到严重削弱,其代表人物不是死去,就是出逃。平民大臣集团出于斗争的需要,决定支持立与他们亲近、又乐于维护平民大臣利益的公子缓为太子,以保持平民大臣集团在魏国的地位。围绕立太子的争斗就这样开始了。
    在魏武侯初期,公子罂在魏国相邦魏成死后,成为贵族大臣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贵族大臣的另一核心人物就是魏相邦公叔痤。公叔痤虽然名义上是公子罂的叔叔,但实际年龄并不比公子罂大几岁。公叔痤认为公子罂是继承魏武侯的最佳人选,便积聚力量,辅佐公子罂。公子缓在吴起离魏后,便成为平民大臣集团的首领。以公子罂和公子缓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在魏武侯初期就已经形成,他们之间的竞争,是魏国贵族大臣集团和平民大臣集团争斗的集中体现。
    魏武侯在世的时候,有意平衡这两个政治集团的实力对比,尽量避免因其中一派的力量过分强大而威胁国君的地位,结果造成这两大政治集团势均力敌。在这两个集团中,集中了魏国最优秀的人才,他们在魏国的对外扩张中都屡立大功。在与秦、赵、楚、齐各诸侯国的激烈竞争中,魏武侯要想继续魏国的霸业,就必须同时依靠两派的力量,才能在与其他强国的竞争中处于优势。所以,这两派的实力都在魏武侯推动魏国霸业的过程中得到了加强。
    公子罂和公子缓背后的支持力量都很强大。从血缘上来讲,公子缓显然没有公子罂有优势。但是,这个时期各国国君在立太子的时候,并不只看重血缘的亲疏,更看重的是治理国家、驾驭群臣的能力,而且魏武侯与魏文侯一样,对血缘关系不是很看重。魏武侯本人也不是魏文侯的嫡子,公子缓的血统对于魏武侯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立谁为太子的问题困扰魏武侯很长时间,更让魏武侯忧虑的是,立太子的问题远没有立太子的结果麻烦大。不管是立谁为太子,魏武侯都必须从为继任者负责的角度,帮助太子巩固地位,下决心大大削弱另一派的实力,才能够使太子党站的牢,立得稳。但是,激烈的各国诸侯竞争不允许魏国自损实力,为了立稳继任者而削弱另一方力量的做法,首先威胁的就是魏国的霸业。魏武侯时期,中原诸侯竞争已经十分激烈,吴起离魏入楚后,魏国的霸业日益受到外部势力的严重挑战。魏武侯为了保持自己的竞争实力,使国家力量不因立太子引发内斗而受到削弱,对势均力敌、争立太子的魏公子罂和公子缓采取不表态的办法,结果一直到死,魏武侯也没有指定接班人,把这个问题留给了魏公子罂和公子缓自己解决。
    公元前369年(魏惠王元年),赵国的成侯和韩国的懿侯趁着魏武侯去世,魏国陷入内乱的机会,带兵攻入魏境,占领了一片魏国土地。赵成侯和韩懿侯此前还把一直由魏国控制的晋国灭掉,两家平分了晋国仅有的绛(今山西声翼城县东南)和曲沃(今山西省曲沃县城西南)地区,把晋惠公迁往屯留(今山西屯留县南古城村),晋国就此灭亡了。此时,公子罂在公叔痤的帮助下,击败了公子缓后即位为魏惠王,公叔痤继续担任魏国的相邦。
    不久,韩、赵两国在韩国大夫公孙颀的策划下,又联合进攻魏国,在浊泽(今山西运城境内)大败魏军,并将魏惠王围困在军中。虽然,赵成侯与韩懿侯都想借魏国内乱的机会打败魏国,但在具体的策略上,赵成侯与韩懿侯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赵成侯想的是,赵、韩两国联合打败魏惠王,平分魏国的土地,彻底解除魏国对赵、韩两国的威胁。而韩国则刚刚灭掉郑国,把都城搬到了新郑(今河南新郑),这几年正在忙于消化刚刚得到的大片郑国土地。韩懿侯想的是,即便韩国与赵国灭掉魏国,韩国暂时也已无力消化掉魏国的大片土地。于是,韩懿侯提出把魏国分成两个国家的策略。这样,魏国在分成两个国家后,就没有能力与赵、韩两国为敌了,自然也就容易被赵、韩两国所控制。
    结果,赵成侯与韩懿侯谁也说服不了谁。韩懿侯此时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对郑国土地的消化上,认为韩国没有过多的精力消耗在与魏国交战上,便撤军回国了,魏惠王因而侥幸逃过了一劫。从此,魏、韩、赵三家分晋后形成的以魏国为盟主的联合关系宣告破裂,魏国也陷入了孤立的境地。
    赵成侯在韩国退兵后,联合公子缓,意图先歼灭魏惠王,再消灭公子缓,独占魏国。结果魏惠王、公叔痤却打败了赵国和公子缓的联军,赵国的企图没有得逞。魏惠王即位后,并没有将平民大臣赶尽杀绝,只是处理了几个追随公子缓的顽固的首要分子,其余大臣照常使用,魏国的政局很快稳定了。魏惠王对跟随自己的贵族大臣论功行赏,但却不允许贵族大臣因战功而骄慢平民大臣,以避免造成新的动乱。魏惠王安抚平民大臣,约束贵族大臣,使魏国内乱造成的不良影响减少到了最低限度,保护了国家的元气。
    魏惠王知道,魏国的霸业是靠贵族大臣和平民大臣共同来支撑的。平民大臣中有许多具有丰富经验的能臣干吏,是魏文侯和魏武侯留下来的看家宝,是稳定魏国政局、保证魏国行政系统正常运转的中流砥柱,是不能伤害的。魏惠王宽宏大量,不计较过去恩怨的胸怀,使平民大臣消除了疑虑,真心归附了魏惠王,魏国的国内秩序不久就恢复了正常。
    在三晋联盟破裂前后,西方的秦国和东方的齐国日益强大起来,开始对魏国构成威胁。魏惠王初期,魏国在军事上遭到了一系列挫折。在魏国的东部,虽然齐国曾依靠魏文侯的帮助而列为诸侯,但它毕竟是一传统大国,不甘附庸于魏国,便胁迫拉拢周围一些中小国家,结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开始同魏国发生军事冲突。公元前367年(魏惠王三年),魏国被齐国击败,丢掉了观(今河南清丰县西南)。公元前361年(魏惠王九年),齐国竟开始对魏国的附庸淮、泗(水名)间的小诸侯国收取一些贡物,对魏国的霸业发起了挑战。在魏国的西部,秦献公也屡次击败魏军。公元前366年(魏惠王四年),秦献公在洛阴(今陕西大荔南)打败韩、魏联军。公元前364年(魏惠王六年),秦献公更是大胜魏军于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斩首六万,魏国遭到了从来未有过的惨败。
    从魏文侯时期,魏国就建立了武卒常备军,本来一直是魏国胜利的保证。但到了魏武侯后期,随着战争规模的日益扩大,战争频率的不断提高,出现了武卒消耗量远远高于补充量的入不敷出状况。魏武侯不得已降低了武卒选拔的标准,大批不合格的兵员进入到武卒,使武卒的质量下降。好在当时魏军中还有许多作战经验丰富的武卒,能够在战争中起到骨干作用。这些新的武卒通过老武卒的传、帮、带,可以在较短的时间里使作战素质提高很多。在魏惠王初期对内对外的频繁战争中,魏军有经验的武卒被消耗掉很多。魏惠王决心重整武卒,解决魏军战斗力严重下降的问题。
    魏惠王对武卒的重建,实际上从一即位就开始了。为了保证新武卒的质量,魏惠王要求负责训练的军官必须严格按照新的武卒标准来训练达标。魏惠王要建立一支能打硬仗的精兵,特别留意军事指挥员的选拔,亲自选拔了庞涓、公子昂、龙贾等青年将领,再加上公叔痤和太子申等,魏军有了一批优秀的军事将领,军事实力得到了加强。
    庞涓是魏惠王最欣赏的将领,他负责训练的武卒是魏国最精锐的部队。魏惠王认为,庞涓是个很克制的人,而他的才能,即便与当年的吴起相比也毫不逊色。庞涓是魏国河西郡庞城人(今陕西韩城东南)。庞涓本人无意政治上的争斗,一心钻研军事,但是魏国由来已久的贵族大臣与平民大臣之争很快就把他卷了进去。庞涓出身平民,严谨善思,很快就凭借自己的战功,在平民大臣中占有了重要位置。对于庞涓的军事才能,魏相邦公叔痤一直不服气,总想压倒这个年轻人。
    公元前362年(魏惠王八年),魏相邦公叔痤在浍水(今山西翼城南)北岸大败赵、韩联军。秦国趁魏国与赵、韩交手之际,意图夺回被魏国占领多年的西河(今山西、内蒙古之间的黄河以西地区)旧地,大举进攻魏河西郡(今山西离石县境内)。魏相邦公叔痤在击败赵、韩联军后,想乘胜军之威挫败秦军,并希望通过连胜赵、韩、秦三国的出色战绩来压倒庞涓。结果,公叔痤被秦军击败,本人还做了秦军的俘虏。但是,秦献公早年曾在魏国受公叔痤的很多照顾,为了表示不忘旧情,秦献公盛情款待了公叔痤一番后,就把他放了回来。按照魏国法律规定,象公叔痤这样大败而且被俘的人是要被杀头的。
    魏相邦公叔痤归国后,魏惠王亲自来看望他,劝公叔痤好好养病,没有提及战败被俘之事。公叔痤知道自己对魏惠王有拥立之功,魏惠王这是对自己网开一面。可尽管魏惠王可以免自己一死,但自己的政治前途也就到此完了。为此,他十分沮丧。战败之辱和免死之愧一直折磨着公叔痤。他蛰居家中,羞于面对魏国的大臣们,没过多久就压抑地去世了。公叔痤临死之前,向魏惠王推荐家臣卫鞅为自己的继任者。魏惠王对公叔痤府里的卫鞅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认为骨子里一向轻视平民的公叔痤举荐这样一个年轻家臣,是由于受战败与被俘之事刺激而说的胡话。公叔痤当时也看出来魏惠王没有把自己的话当回事,就劝魏惠王,说,“如果不用卫鞅就一定要杀死他,以免为别国所用,对魏国不利。”魏惠王也没有听从公叔痤杀死卫鞅的建议。后来,卫鞅入秦,得到秦孝公的重用,改名商鞅,成为魏惠王的劲敌。
    在公叔痤战败的同时,庞涓却在对赵国的战争中取得了大胜。庞涓攻取了赵国的列人(今河北省肥乡东北)和肥(今河北省肥乡西)。列人和肥是赵国都城邯郸东部的两个军事据点,庞涓拔此二城对邯郸造成了巨大的威胁。由于魏国被秦国在西部战场击败,魏国的河西郡危急,魏惠王令庞涓暂停了攻打赵国的战争,调魏国最精锐的庞涓军向西与秦军作战。
    庞涓的家乡就在河西郡,对这里的地形非常熟悉。庞涓要与秦军作战,就必须西渡黄河。黄河在经过龙门后,与汾河合流,水面加宽,水流变急,这一段黄河天险基本上被秦军占据。魏国在河西郡还有几个军事据点没有丢。当初,公叔痤就是想利用庞城(今陕西韩城东南)守军与渡河魏军夹攻秦军,结果被秦军全力歼灭庞城守军后,大败了渡河的魏军,公叔痤也被活捉。
    为了迷惑秦军,庞涓决定采用声东击西、攻其不备的战术,抢渡黄河天险。他让魏军搭建浮桥,摆出从临晋(今陕西大荔县东南)渡河的架势。由于在河西的魏军还掌握着阴晋(今陕西华县东)这个战略据点,庞涓表面上在临晋制造渡河的假象,是为了使秦军造成魏军要救阴晋的错误判断。阴晋靠近当时秦国的都城栎阳(今陕西临潼栎阳镇)。此时,庞涓的名声已经很大,秦军对庞涓攻打秦国的战争准备十分紧张。如果庞涓渡河与阴晋的魏军会合直扑秦都栎阳,秦国在河西的整个战局就会发生极为不利的逆转。此时,秦献公刚刚死后,即位不久的秦孝公开始调整军事部署,把防御的重点放在临晋和栎阳附近,同时加紧进攻魏国留在河西的战略据点阴晋。
    庞涓见秦军果然加强了对临晋的防守,便虚张声势,加快渡河浮桥和船只的建造,造成临晋局势的更加紧张。在看到调往临晋的秦军越来越多后,庞涓在一个黑夜,命令魏军的一部佯过浮桥,与临晋的秦军激战。庞涓则亲率魏军精锐迅速北上,从秦军防守薄弱的合阳(今陕西合阳东南)渡过黄河,向秦国都城栎阳进军。
    五十年前,吴起攻占西河后,采取了一系列的富民政策,西河的百姓对魏国有很强的归属心。此时,秦国正值秦献公刚死,秦孝公即位的转折时期,西河百姓反叛秦国之心比较旺盛。庞涓本人又是西河人,在西河百姓的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因此,在庞涓进军栎阳的途中,大量的西河百姓热情劳军,加入到了魏军的行列。庞涓回乡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西河,各地的百姓纷纷起来反抗秦国的统治,秦军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庞涓有意控制进军栎阳的速度,以使西河百姓先起来反抗秦军,使秦军在西河的处境更加窘迫。秦孝公对庞涓进入西河所掀起的民变波澜十分担忧,命令秦军迅速击败庞涓,以稳定西河的局势。在西河百姓的帮助下,庞涓很轻易地击败了阻击他的秦军,向临晋和阴晋挺进。驻守临晋和围攻阴晋的秦军也很快被击败,佯攻临晋的魏军渡河后也迅速与阴晋城里的魏军会合,向栎阳进发,与庞涓军形成夹攻之势。
    秦军虽然奋力与魏军作战,但还是被庞涓攻破了栎阳,河西又被魏国夺回去了。秦孝公被迫迁回秦国的旧都雍(今陕西风翔)。庞涓在攻破秦国国都栎阳,迫使秦孝公迁都回雍后,魏国的声势大振,再现昔日的霸主雄风。
    此时,齐国和秦国东西夹击魏国的严峻形势有所缓解。魏惠王为进一步改变被动的环境,为魏国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称霸中原,就采取了三项措施来应付时局:一是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经略中原;二是与韩、卫、宋、鲁和好,结成联盟对付赵、秦、齐;三是施惠于民,保持国内政局的稳定。
    在重创秦国后,魏惠王决定把都城从回旋余地狭窄,而且易受秦、赵两国攻击的安邑迁往交通发达,处于中原核心地区的大梁,以便于更有效地参与中原事务。早在公元前391年(魏武侯五年),魏国就在大梁、榆关(今河南尉氏庄头)一带打败楚国,占领大梁,国势日盛。公元前364年5月29日(魏惠王六年四月十三日),魏国迁都大梁。此后,魏惠王便开始了对大梁城的苦心经营。
    魏惠王建造的大梁城周长达三十余里,城墙高而厚实,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城邑之一。大梁城中的居民多达三、四十万,与以人口众多著名的齐都临淄相当。大梁城是战国时期最坚固的都城,象大梁这样规模庞大、城墙高厚、人口众多、粮草丰厚的巨城,没有三十万人马根本不要想着攻城的事。战国时期的名将田忌、魏冉、白起都曾经进攻过大梁,但最终都望城兴叹,悻悻退兵。在整个战国时期,大梁城只有一次被攻破,就是秦将王贲引黄河、大(鸿)沟之水浇灌大梁,水淹大梁城三个月,大梁城才因毁坏而被攻破。
    大梁周围水系众多,魏惠王多次兴修大型水利工程,整理大梁外围的水网,使陆路交通本来就已四通八达的大梁地区水道纵横,航运发达,大梁成为当时中原地区十分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大梁城巨大的交通优势成就了大梁商业大都市的地位,成为当时最富庶的几个中原城市之一。正是由于魏惠王对大梁城的苦心经营,大梁地区的水陆交通条件和农业生产条件大为改善,才使大梁具有了名都气象,后世帝王纷纷在此建都。魏惠王构建以大梁为中心的水网,致力于黄河与淮河两大水系的沟通,对大梁后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大梁的西部、南部和北部,分别有中国古代十分有名的大湖圃田泽(今河南中牟西)、蓬泽(又称作逢忌、逢池、逢泽。今河南开封城南)和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在迁都后的当年,魏惠王放弃国家控制蓬泽的传统制度,改而让百姓开发利用,以施惠于民,民众更加安居乐业,国内形势更加安定。公元前360年(魏惠王十年),魏惠王在黄河以南开凿大沟。大沟运河是从今河南原阳县北引黄河水南行,横过济水,注入圃田泽。圃田泽是一个古老湖泊,成为这条运河重要的蓄水库。这是大沟开凿最早的一段。后又由荥阳北引黄河水到圃田泽。
    公元前339年(魏惠王三十一年),魏国为了把境内的河流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水运网,又引圃田泽水东流,把大沟运河延伸到大梁城北,然后又绕过大梁城东,折而南行,至陈(今河南淮阳)流入颍水,再经颍水注入淮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鸿沟。鸿沟的源头是黄河,又有圃田泽、蓬泽调节,水量充沛,使与之相通的其它自然河流的通航能力也大大提高。鸿沟凿成后,在黄淮平原形成了以鸿沟为主干,以自然河流为分支的完整的运河网。这条运河不仅对当时的航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可以灌溉农田,使鸿沟流域成为农业丰产区,大大促进了魏国农业的发展。
    魏惠王还挖通了鸿沟与大梁附近丹水、睢水、秽水的联系。丹水经宋国的彭城(今江苏徐州)入泗水;睢水经宋国的都城睢阳(今河南商丘东南)入泗水;秽水经楚国的蕲(今安徽宿州)入淮水。借着这个以大梁为中心的庞大水网,魏国开发了水上运输,船只可以由水路进入韩、楚、卫、齐、鲁、宋等国,大大促进了同各诸侯国的商业贸易交往。魏惠王时期修建的水利工程已非常成熟,普遍出现了水门设施,使人们对河水的控制和利用更加方便。
    为了加强对魏国国都的保护,魏惠王除了把大梁城本身建造的十分牢固外,还把大梁周围发达的水网改造成一个完整的水陆立体防御体系,加强了大梁城的战争防御能力。公元前358年(魏惠王十二年),为了防御魏国西部的韩国、秦国对大梁的进攻,魏惠王命令魏将龙贾在大梁以西修建长城。龙贾修建的长城北起黄河南岸的卷(今河南原阳县西北),沿阴沟折向东南的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再向西南折向管(今河南郑州南),西有阴沟,东有圃田,是一条设计合理、因地制宜的内陆长城。魏长城堵住了西边韩国控制的著名要塞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的东向道路,截断了秦、韩两国沿黄河南岸攻打大梁的进军路线。魏长城西有阴沟为天然护城河,使魏长城的防御强度大大提高。即便魏长城被突破,它东面的大湖圃田也是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圃田东南方有当时著名的关城榆关,卡住了韩国都城新郑(今河南新郑)通往魏国都城大梁的要道,并将其牢牢控制。由长城、榆关和阴沟、圃田构成的防线保证了大梁的西部安全。
    大梁北面有黄河可作为天然屏障。这一段黄河两岸的土地在魏文侯、魏武侯时期就被魏国占领,魏国在此构建了许多军事据点。黄河及其周边的军事据点是大梁北部安全的屏障。
    魏惠王控制了东面的卫国和宋国,把卫、宋作为大梁东部安全的缓冲地带。魏惠王对位于大梁东南睢水和秽水之间的军事重镇襄陵(今河南睢县西)进行了扩建,使襄陵抵御南方楚国进攻的能力大大加强。魏国和楚国之间是大片的平原开阔地,魏国对不善于平原野战的楚国向来有心理优势。
    魏国的土地比较分散,旧都安邑与新都大梁之间的联系很不方便,只能向北绕道榆次(今山西榆次)、阳邑(今山西太谷东北)南下,才能进入河内的大梁版土。这条交通线不仅绕道,距离遥远,而且非常容易被切断,魏惠王决定通过外交协商的方式,分别与赵国和韩国换置土地,对魏国国土进行整合,加强安邑与大梁的联系。在魏国的努力下,赵、韩两国同意了魏惠王的换地要求。魏惠王把列人(今河北肥乡东北)、肥(今河北肥乡西)、榆次、阳邑给了赵成侯,换取了赵国的泫氏(今山西高平)。泫氏对于魏国来说十分重要,泫氏是河东与河内之间的交通要道。从安邑向东,通过泫氏,越过太行山的上党孔道可以到达魏国的河内地区。魏国得到泫氏后,使河西、河东地区与河内、大梁地区两大版土联系不便的问题得到初步了解决。
    魏惠王得到泫氏后,又用鹿(今河南卢氏)与韩国换取了进入太行山的重要交通要道轵道(今河南济源西北)。通过轵道,从安邑可以直接进入到魏国的河内地区,比泫氏更方便。得到这两个交通要道,尤其是轵道后,魏国的河西、河东与河内、大梁两大版土就连成了一个整体。魏国还用繁阳(今河南内黄西北)、浮水(今河南内黄西)换取了赵国突入魏国河内地的旧都中牟(今河南鹤壁西);魏国还得到了韩国在大梁东北侧的飞地平丘(今河南封丘东)、户牖(今河南兰考北)、首垣(今河南长垣东北)等地。
    通过这一系列的换置土地,魏惠王把对魏国来说不是很重要或不易控制的一些地区给了赵、韩两国,却得到了十分重要的交通要道和赵、韩两国插在魏国境内的军事据点,魏国的国土更完整了,地理形势对魏国更加有利。
    魏惠王迁都中原,建筑大梁坚城,经营鸿沟水系,兴修水利,开拓水上交通,与赵、韩换置土地,整合魏国战争资源,国家军事实力迅速壮大。这一系列举动给中原诸侯国带来了极大的恐慌,纷纷加强联系,频繁进行外交活动,合纵连横活动此起彼伏。魏惠王迁都大梁,还使中原各国之间的政治关系瞬息万变,竞争骤然加剧。魏惠王的一举一动都可能会使整个中原的形势随之改变。对此,大国虎视眈眈,小国战战兢兢。魏国本来就是一个家底雄厚的强国,经过魏惠王的一番作为,便发展成了中原地区的强霸。魏惠王凭借超强的国力,迫使周边的韩国、宋国、卫国、鲁国臣服魏国,其势力不断扩张。在控制了这些国家后,魏惠王开始研究对付赵、秦、齐、楚四个大国的策略。
    魏国的北面是赵国,两国全境接触,是此长彼消的关系。魏惠王在控制了中原的核心地区后,进一步将赵国向北驱逐。赵国不甘心退出中原事务,与魏国产生了激烈的冲突。魏惠王认为,赵国是魏国最顽固的敌人,两国的矛盾不可调和,只能通过战争解决。于是,在战略上对赵国采取坚决打击的策略。
    秦国自从被吴起夺取西河地后,就被魏国死死地压制在洛水以西地区。秦献公晚年,秦国曾经夺取过魏国西河地区大部土地,但是好景不长,到秦孝公时又让庞涓攻破都城栎阳,赶回了秦国的旧都雍。秦孝公励精图治,支持商鞅变法,使秦国的国力逐渐增强,开始步入强国行列。商鞅就是当年公叔痤的家臣卫鞅。魏国控制秦国与中原的交通已达五十年,也从秦国身上盘剥了数不清的好处,秦国对魏国是又恨又怕。魏惠王认为,秦国只能扮演趁火打劫的角色,没有领头闹事的能力,只要敲掉领头的,秦国马上就会老实下来,不敢单独与魏国为敌。因而,魏惠王对待秦国并不象对待赵国那样重视,只是采取一般交往、暗中防备的策略。
    公元前356年(魏惠王十四年),齐国在齐威王即位后,开始呈现上升势头。齐威王也想插手对鲁、卫两国的控制。但是,齐国与秦国一样只是刚刚崛起的强国,还不具备公开向中原霸主魏国挑战的实力。魏惠王对齐国采取了与秦国类似的策略。 此时,楚国正在穷于应付与西方秦国、巴国、蜀国和东方越国、齐国的战争纠纷,忙得焦头烂额。越国一直想要吞并楚国,魏惠王便利用越国牵制楚国,使楚国无暇北顾,难以对魏国构成大的威胁。楚宣王对于强大的魏国一直畏惧,是不愿主动找麻烦的。魏惠王抓住楚宣王的这一心理,多次掠取楚地,楚宣王只好忍气吞声。 赵成侯不堪忍受魏惠王的压迫,主动联合秦孝公和齐威王,谋求共同打击魏国。秦孝公和齐威王也对魏惠王的不断扩张感到恐惧,正有联合抗魏之意。于是,三家一拍即合。赵成侯又联系楚宣王一起攻打魏国,楚宣王犹豫不决。
    赵、秦、齐都是当时的强国,三国以为凭他们联合起来的实力,是可以战胜魏国的。赵成侯认为赵国从北,秦、齐从西、东三个方向夹攻魏国,魏国必败无疑。秦孝公和齐威王也认为三国可以稳操这场战争胜券,都想借赵国与魏国激战的机会趁火打劫。在这种心态下,三国开始向魏国进攻。赵、秦、齐集团与魏、韩、卫、宋、鲁集团的大战爆发了。
    公元前354年(魏惠王十六年),赵国首先进攻垂涎已久的卫国,很快就占领了漆和富丘(今河南长垣境内)。此时,秦国和齐国也跃跃欲试。魏惠王分析了形势,决定先打击三国中死心与魏国为敌的赵国。魏惠王命庞涓率领魏、宋、卫联军救助卫国。此时的庞涓已是华夏各国中名声最盛的将领。他没有与侵入卫国的赵军进行纠缠,而是直接进攻赵国的都城邯郸。赵成侯听说庞涓率魏军主力进攻邯郸,很紧张,命令入侵卫国的赵军从后面袭击庞涓。庞涓早有准备,在进军邯郸的路上突然放慢行军速度,设伏歼灭了这支赵军。随后,庞涓兵临邯郸城下,开始攻城。
    在庞涓进攻邯郸的同时,秦孝公命令一路秦军向魏国的河西郡(今陕西大荔西南、合阳东南一带)进攻,占领了元里(今陕西澄城南)、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之后,这路秦军积极准备渡河攻击魏国的旧都安邑。秦孝公另派公子壮从鹿(今河南卢氏县)攻入韩国境内,一路向东,不与沿途的韩军纠缠,实施掏心战术,直取韩国都城新郑和魏国都城大梁。秦公子壮进军十分顺利,很快就打到了大梁南部的重要城关榆关。驻守榆关地区的魏将龙贾与秦公子壮激战一场,未分胜负。秦公子壮暂时了占领了榆关以南地区。
    公元前353年(魏惠王十七年),齐威王见魏国最精锐的庞涓军顿兵邯郸城下,秦军攻取了元里和少梁,秦公子壮也已深入到魏国的榆关,魏国国都空虚垂危,便命令田忌率领齐国著名的五都之兵进击魏军。齐国除了首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东旧临淄)外,还有高唐(今山东高唐东南)、平陆(今山东东平)、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有即墨旧城)和莒(今山东莒县东有莒国故城)四个都,合计为“五都”。它既是齐国的五个行政单元,也是齐国的五个军事重镇,是军政合一的建制。五都之兵是齐国的常备军,各都的长官被称为都大夫。齐国打仗一般都是征调临近战场的都兵参战,发起五都之兵一般是不多见的。此时,赵、秦、齐三国联合与魏国全面开战,形势对魏国已经很不利。可是,在齐国的逼迫下,宋、卫、鲁三国又叛变魏国,投降了齐国,形势对魏国更加不利。楚宣王见魏国形势危急,也一改犹豫不决的态度,开始趁火打劫,派楚相景舍进攻魏国的襄陵(今河南睢县西)地区,占领了睢水和秽水流域的大片土地。秦国和赵国又在西部战场夹攻韩国,韩国全力支撑,无法分兵援助魏国。
    面对这种不利局面,魏惠王紧抓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环节,命令庞涓无论如何也要攻破邯郸,先降伏赵国。庞涓在魏惠王八年的时候,曾经拔取过邯郸东面的军事据点列人和肥,对邯郸地区非常熟悉。庞涓当时已有攻击邯郸的全面计划,只是由于公叔痤在西河战败,魏惠王调庞涓到西线战场而作罢。庞涓这次攻打邯郸已是轻车熟路,很快就扫清了邯郸外围不利于魏军攻城的赵军据点,开始攻打邯郸城。庞涓对整个中原战场形势很清楚,知道只有攻破邯郸,击败赵国,魏国才可能转危为安。否则,魏国会满盘皆输。庞涓率领的是魏、宋、卫联军,由于齐国出兵迫使宋、卫、鲁叛魏投齐,这些宋国和卫国的军士开始有骚乱的动向。庞涓采取果断措施,处决了带头骚乱、蛊惑人心的宋、卫将领,将宋、卫军士和魏军整编为一军,由庞涓绝对领导,并且不允许魏军歧视宋、卫军士。整编后,联军对邯郸城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赵成侯向齐威王告急,请派军助战,企图与赵军里应外合夹击庞涓。此次齐威王以为胜券在握,便派出了齐国的全部主力进攻魏国。齐将田忌是当时齐国最优秀的将领,率领的是由齐国著名的五都之兵和齐、宋、卫军组成的庞大联军,真是来势汹汹。
    在齐军出兵前,齐国曾经就出兵方向产生过争论。齐相邹忌主张进攻邯郸城下的魏军庞涓,与赵军联合消灭魏国这支神话之师,魏国的士气必然会遭到沉重打击,魏国的失败就指日可待了。田忌则主张进攻魏都大梁,与秦公子壮形成夹攻大梁之势。田忌认为,齐军即便与赵军战胜庞涓,也必然损失很大。以齐军的损失为赵国解围是得不偿失的。而如果与秦军联合攻破大梁,占领这个富庶地区,齐国就控制了中原的水、陆交通枢纽,齐国的霸业就容易成功了。邹忌认为,秦军和楚军的作战能力是不可信任的,大梁城坚民众,粮食丰厚,不是可能在短时间内攻破的。如果庞涓攻破邯郸回师大梁,与大梁城内守军对齐军形成夹攻,齐军就会十分被动。齐军只有趁庞涓屯兵邯郸城下的机会加以消灭,才能稳操胜券。
    齐威王希望的是庞涓与赵国拼个两败俱伤,便决定齐军不进军邯郸救赵,而是进入魏国与秦军联合攻打大梁城。对于赵成侯的出兵请求,齐威王为了维护军事联盟的面子,不好无动于衷,就命令田忌率军沿黄河南岸先进入卫国,以示支持。齐威王同时还让宋国的军队进入卫国境内,与卫军一起向齐军集结,组成齐、卫、宋联军。卫、宋两国在背叛魏国之前,有一部分军队随庞涓攻打赵国;背叛魏国之后,又派一部分军队随田忌攻打魏国,被迫同时为两个政治集团服务。
    齐、卫、宋联军集结后,进抵黄河南岸的顿丘(今河南清丰南)和刚平(今河南清丰西南),摆出随时渡河从背后攻击进攻邯郸的魏军的姿态,令赵国为之振奋,魏国为之担忧。
    魏惠王知道,整个战争的胜负关键在邯郸战区。齐将田忌率领的这支庞大的联军,如果真的与赵军一起夹击庞涓,尽管庞涓善战,却也难应对数倍于己敌人,要完成攻破邯郸的艰巨任务实在是难以想象。为了保证庞涓进攻邯郸不被田忌所干扰,魏惠王命令太子申率军队进入卫国,吸引田忌前来攻打大梁,以解除庞涓的后顾之忧。太子申率军进入平阳(今河南长垣北),迫近占据顿丘、刚平一带的齐、卫、宋联军。田忌见魏太子申军迫近自己,便派齐国的高唐、临淄两位都大夫进攻太子申。太子申引军后撤进入魏国,高唐、临淄两位都大夫从后追赶。田忌本来就没有救赵的打算,魏太子申的出现正好给齐军进攻魏国本土提供了借口。于是,田忌也就顺势指挥齐、卫、宋联军跟随攻进了魏国境内。
    太子申吸引田忌率军南下,便解除了庞涓攻打邯郸的后顾之忧。赵成侯见齐军没有按照预先约定渡河与赵军联合攻击庞涓,既生气又失望,对齐威王十分怨恨。邯郸城下的魏军在解除了后顾之忧后,士气大振,对邯郸的进攻更猛烈了,而邯郸城内的赵国军民由于齐军的失约,抵抗魏军进攻的决心开始动摇。
    太子申退入平陵(今河南兰考南)后便不再后退,等待齐高唐、临淄两位都大夫的进攻。平陵是魏国地区的战略要冲,位置与宋、卫两国相接,是大梁城东边的门户。此时,魏惠王已在这个地区调入了一支十分善战的魏军。此魏军与太子申军合为一处,归太子申统一指挥,加强了平陵地区魏军的力量。高唐、临淄二位都大夫率领的兵马到达平陵后,便向太子申军进攻。太子申则依靠平陵坚固的城墙深池,连续挫败高唐、临淄两都齐兵的攻势。此时,从安邑方向来援救大梁的魏军,也在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南)一带与田忌的大军发生了交战。
    虽然,平陵不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城,但却十分坚固,城外有引丹水而成的护城河,更加易守难攻。齐高唐、临淄两都兵进攻平陵多日,死伤剧增,兵马十分疲劳。太子申趁齐高唐、临淄都大夫失意懒惰之际,突然率领魏军从平陵城中杀出,大败高唐、临淄两都兵马。高唐、临淄两位都大夫急忙率领败军向田忌大军靠拢。田忌击退安邑来援的魏军后,会合高唐、临淄两都兵马,与追击而来的太子申军展开激战。被击败的魏安邑军见田忌攻击魏太子申军,便再次聚合,从背面攻击齐军。田忌分一军牵制魏安邑军,而以主力与太子申军恶战。由于齐军的人数占有很大的优势,太子申军只好边战边退。两军按照魏惠王事前的部署,没有退入大梁,而是南下襄陵,与魏公子昂(魏章)会合,再与南面的楚军作战。
    田忌没有追击太子申军,而是率领三国联军来到大梁城下,不禁为大梁雄伟庞大的城郭而感慨不已。大梁城周长三十余里,外围是引圃田之水而成的护城河,又深又宽,将大梁城的防守面积扩大了好几倍,齐军要想把大梁城包围严实很困难,要渡过去攻城更难。由于魏惠王坚壁清野,齐军难以找到渡河的船只和攻城的器具,大军攻城日久,粮草供应也难以解决。田忌一面派人向距离较近的宋国和卫国调集粮草、船只和攻城用具;一面试探性的攻城。结果证实了田忌的判断,守卫大梁城的魏军斗志旺盛,攻城的齐军很快就被击退了。
    其实,这些齐军与其说是攻城,不如说是攻河。大梁城内不仅驻有步兵、骑兵、弩兵,还有大量的水兵。大梁城的水军在步兵、弩兵的配合下,严守护城河,齐军根本无法渡河。从宋、卫两国调集来的粮草、船只和攻城用具从水、陆两路向大梁运送时,沿途不断遭到魏国军民的伏击拦截,运到的是少之又少,无法满足攻城和驻军的需要。田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一则是在用具不充足的情况下攻城渡河,齐军无异于送死;二则是等到攻城渡河用具筹备齐了再攻城,齐军庞大的粮草供给又很难维持。
    在魏国军民的骚扰下,宋、卫对大梁城下齐军的后勤补给越来越困难,要想等到万事俱备再攻城也行不通。田忌不甘心这样灰溜溜地撤军,便在船只和攻城器具都不充足的情况下,硬着头皮指挥联军向大梁进攻。在宽敞的护城河中,大梁水军轻易地就拦截住了联军的进攻,联军损失很大。魏惠王为了更加便于防守大梁,把与城外护城河连接的十几条道路全毁断了,水军却随时可以用船搭建浮桥与外界交通联系。田忌攻城乏术,望城兴叹,无奈之下只好撤离,南下襄陵。此前,襄陵由于魏太子申军和安邑军的进驻而实力大增,攻打襄陵的楚相景舍难以招架。田忌率领齐、宋、卫联军到达襄陵后,太子申等魏军则据守城中,避不出战。
    公元前353年(魏惠王十七年)年底,从北方战场传来了令魏国举国振奋的好消息,庞涓攻破了邯郸城,赵成侯投降了。庞涓攻破邯郸使整个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公元前352年(魏惠王十八年)年初,西部战场的赵军无视赵成侯的停火命令,与秦军联手攻破了魏国的旧都安邑。进入邯郸的庞涓,逼迫赵成侯连派数名公子到西部战场传达赵成侯的撤军命令,河东、河西的赵军被迫停止了军事行动。赵军退出战斗后,魏、韩联军开始向秦军反攻,秦军眼见形势不利,只图保住安邑、少梁等少数几个军事据点,魏军和韩军很快就稳住了西部战场的局势。随后,他们马上抽调出一部分兵力援助驻守榆关地区的魏将龙贾,与秦公子壮交战。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秦公子壮率领的秦军被全歼。魏将龙贾收复了榆关以南的失地后,便率领魏、韩联军向东进军,援救据守襄陵的魏太子申。大梁城中的魏惠王命令大梁守军重建出城道路,直捣反复无常的宋军和卫军,切断了宋国和卫国为田忌大军提供补给道路。田忌率领的齐、宋、卫联军只好另向楚国寻求供给。
    魏军在各个战场都扭转了被动局势,楚宣王见大势不妙,命令楚相景舍停止对魏国的军事行动,向魏惠王求和,归还楚军占领的睢水、秽水之间的魏地,同时也切断了对田忌大军的供给。
    龙贾率领魏、韩联军与襄陵城内的太子申军夹攻田忌率领的齐、宋、卫联军,取得了大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齐威王让田忌请楚相景舍代为向魏国求和,魏惠王向齐威王索要了一大块土地,才算完事。
    公元前351年(魏惠王十九年),魏惠王与赵成侯在邯郸城南的漳水相会约盟,赵成侯被迫接受了对赵国十分苛刻的屈辱条约。一年后,赵成侯就抑郁地去世了。庞涓把邯郸还给了赵国,撤军凯旋而归。
    公元前350年(魏惠王二十年),魏惠王在制服了最具反抗能力的赵国后,便开始谋划攻打齐国。齐威王十分紧张,派齐相邹忌向魏惠王求盟,表达齐威王对魏惠王的尊敬。同时,还向魏惠王献上了大量的财宝、土地。在勉强求得魏惠王的原谅后,齐威王暗地下令筑建堤防,名曰长城,以防御魏国的进攻。
    本想趁火打劫的楚宣王,被魏惠王盘剥得更惨。赵、秦、齐、楚四个强国与魏国的较量先后均以失败告终,都被迫接受了丧权辱国的苛刻条件。在战国时期,能够同时击败赵、秦、齐、楚四个国家进攻的只有魏惠王,此时的魏国霸业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场参与国最多、战场最广阔的诸侯大战中,魏惠王与庞涓的表现无疑是最突出、最精彩的。
    魏惠王在制服了这些强国后,中原地区出现了非常难得的短暂和平时期。各国之间的纠纷都由魏惠王来做终极裁判,各国对魏惠王的裁判也都得遵从,魏惠王成为管理中原地区真正的霸主,连周显王也要服从魏惠王的命令。周天子的权威在鼎盛时期也没有超出黄河流域,绝难达到长江流域,而此时的魏惠王却能让长江流域的楚国、越国俯首帖耳,成为横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霸主。虽然,这一时期只有短短的几年,但却非常重要。魏惠王统一指挥了对黄河、淮河、长江水路的开通、疏导等公益事业,使三大水系的联系大大加强,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与长江、淮河流域的楚、越、九夷的联系更加紧密了。这种联系即便在魏惠王的霸业衰落后也一直在延续。
    秦国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是参与魏惠王领导的公益事业最少的国家。在魏惠王热心公益的这些年里,秦国的变法取得了更多的实效,国力也越来越强大。秦孝公在公元前350年(魏惠王二十年)求得魏惠王的原谅后,就把都城从雍(今陕西凤翔)迁到了咸阳。在商鞅的辅佐下,秦孝公苦心经营咸阳地区,积极图谋夺回西河地区,打通中原通道。但是,镇守西河的庞涓象当年的吴起一样,把秦国死死地压制在洛水以西地区,不让秦国靠近中原地区,他控制秦国与中原的交流,独自获取东方的利益。日益强大的秦国不愿再忍受魏国的这种剥削,对魏国逐渐产生了敌对情绪。魏惠王注意到了秦国的这种苗头,准备对秦国采取措施,以示警告。
    公元前344年(魏惠王二十六年),魏国试图以朝见天子为名,邀集宋、卫、邹、鲁等小国会盟,并联合攻打秦国。消息传到了秦国,商鞅认为秦国的实力尚难与魏国抗衡,建议秦孝公尊魏为王,以此麻痹对方。秦孝公也很担心魏惠王与秦国开战。为了打消魏国对秦国的敌视态度,他接受了商鞅的建议,并派商鞅去魏国游说。他让商鞅说服魏惠王除了号令宋、卫、邹、鲁等小国以外,北面要争取燕国的支持,西面要争取秦国的支持。当魏惠王知道商鞅已在秦国担任大良造(相当于相国兼将军)时,对当年未听公叔痤的话颇感后悔。魏惠王当年对商鞅看走了眼,多少与对公叔痤战败有怨艾有关。
    商鞅在与魏惠王见面的时候,施的是家臣对主人的礼节,这对于一个国家的代表来说是很屈辱的。但商鞅坚持以这种卑微的姿态面对魏惠王,说自己当年是公叔痤的家臣,应当以这种奴仆对主人的礼节来拜见魏惠王。商鞅这样损节屈膝的目的,就是要打消魏惠王对秦国的敌视情绪,使魏惠王放松对秦国的注意,让秦国能够有更宽松的条件发展图强。商鞅的一番行为,让魏惠王又想起了当年的忠臣公叔痤,思念之情油然而起。商鞅趁势转达了秦孝公对魏惠王的敬意,表示秦国永远是魏国最好的臣子。魏惠王对秦国的态度开始转变。商鞅还利用魏惠王一心想称王的心理,进一步劝魏惠王先正式称王,然后再图齐、楚两国。表示秦国将会第一个向魏国称臣,做模范臣子。
    周天子的诸侯国称王,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以周礼的观点来看,诸侯国称王是最大的僭越,比谋反的罪名还要严重。虽然周天子已威信扫地,但诸侯国称王仍然是一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异端之举。由于此时的魏国特别强大,魏惠王本人也正在主持中原事务,掌握了周天子从来没有掌握过的实权,权威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位诸侯。无论是魏国的实力,还是魏惠王的声望,都已令其对霸主这个称号不再感兴趣了。他要获得更高的权力,也认为自己可以担得起王的称号。
    王是当时最高级别的称号,以前只有周天子才有资格称王。楚、越、吴、巴、蜀的国君虽然称王,但始终没有得到中原各国的承认,仍然把他们视为蛮夷,根本不按王的礼节来对待他们,甚至一些大国国君还为此而敌视他们。魏惠王果然中了商鞅的缓兵之计,取消了进攻秦国的计划,决定要做一件前无古人的大事,开始了称王的准备。他要取代周天子,成为一位真正有能力贯彻自己意志的王。他开始“乘夏车、称夏王”,俨然以天子自居。
    公元前343年(魏惠王二十七年),魏惠王在大梁的蓬泽边举行正式称王的登基大典,成为中原诸侯国中第一位称王者。魏惠王采用天子的礼仪,要求各诸侯国以臣子之礼供奉魏国为君王。十二个诸侯国均派高规格的特使来朝贺,宋、卫、邹、鲁等国君还亲自参加了魏惠王的登基典礼,周显王也派特使前来祝贺魏惠王称王。秦国参加魏惠王登基典礼的特使是秦孝公的同母弟公子少官。公子少官按照秦孝公的吩咐,在强国中率先以臣子的礼节对待魏惠王,同时向魏惠王进贡非常贵重的礼物。魏惠王的王号得到了天下人的承认。魏惠王对秦国的表现十分满意,也要求其他大国要象秦国一样向魏国进贡。齐、赵、韩、楚等强国颇有怨言,其他各国诸侯尽管有些不满,但没有敢出来反对的。随后,魏惠王率领十二国的诸侯或代表,同赴孟津朝拜了周天子显王。魏惠王称王是魏国强盛的顶峰,但很快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魏国的旧都安邑,在魏国与四国大战时能够被秦、赵两国联手攻破,暴露出了防守上的问题。安邑的西边有黄河天险和魏国的河西郡,比较容易防守;南边是中条山和黄河大拐弯处,通过枳道,可以与魏国的河内直接交通,防守上也有保障;北边是魏国的智地,而且有汾水和吕梁山可做屏障。安邑的最大威胁是东边的上党地区。上党地处太行山区,地势十分险要。上党本来由韩国和赵国控制,后来在魏惠王的逼迫下,赵国才同意用上党南面的泫氏(今山西高平)与魏国交换四个城邑。此后,魏国才在控制上党地区方面占了一席之地。泫氏的北面是赵国的上党郡,南面是韩国的上党郡。安邑之所以失守,最大的原因并不是来自于西边的秦国方面的进攻,而是赵国从安邑东边的上党出兵切断了安邑同泫氏的联系,向安邑的背后插了一刀。安邑失守的原因,一是安邑守将没有充分估计到赵国从上党袭击安邑背后的威胁;二是为救援大梁,分兵出轵道,造成安邑守卫力量减弱。
    魏惠王向赵国提出了以魏国河西的上郡与赵国的上党交换的想法,这对赵国来讲是一个严重危害国防利益的苛刻要求。赵国的上党郡,是赵氏家族发祥之地晋阳的南部屏障,从上党可以一路无阻的北上晋阳。上党郡还是赵国国都邯郸的西部屏障,赵国可以凭借上党抵挡秦国、魏国和韩国从西面向邯郸发起的进攻。上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寸土必争的战略要地。赵国的成侯死后,赵肃侯即位。第二年就与魏惠王在阴晋(今陕西华阴县东)相会,以表达自己对魏惠王的敬意。此次魏惠王为了保障魏国河东、河西的安全,要用上郡换取赵国的上党。对赵国来讲,如果同意用上党与魏国的上郡交换,就意味着将邯郸和太原大门钥匙交到了魏惠王的手里,赵国离亡国也就不远了。为此,赵肃侯与大臣们决定宁可玉碎,也不能答应这个亡国的换地协议。
    出于同样的考虑,魏惠王也向韩昭侯提出了用魏国的河西郡与韩国的上党郡交换的要求。韩国的上党郡同样被韩国珍视为重要的战略要地,是韩国在河南富庶和安全的重要保证。韩国和赵国只要有一家答应魏惠王的换地要求,魏惠王就算是达到目的了。结果是韩国和赵国都拒绝了魏国的要求,魏惠王对这两个曾经被打得服服帖贴的手下败将竟敢违抗自己的旨意怒不可遏,决定好好教训他们一下。韩国和赵国也知道拒绝魏惠王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为防止魏国报复,他们转而同秦国和齐国加强了联系。
    公元前343年(魏惠王二十七年),魏惠王命令太子申讨伐赵国。在战争初期,赵军一度占有上风,打到了魏国的首垣(今河南长垣东北)。但是,太子申很快就扭转了战局,赵军被太子申一路撵回了邯郸。赵肃侯向齐威王求救,齐威王命田忌和孙膑率军驻于齐、卫边境。当初四国攻打魏国战败后,齐威王为自己弃赵攻魏的决策失误而后悔,没有追究田忌的责任。此次战端又起,齐、秦、赵、韩等国均不堪魏惠王的一再索逼,再次结成了反魏联盟。可是,赵国很快就被魏国打败,退保邯郸。齐军与赵军遥相呼应,以牵制太子申。太子申退回魏国境内,以观齐军的动静。
    公元前342年(魏惠王二十八年),魏惠王命令庞涓伐韩。韩国五战五败,求齐国从东部牵制魏国。齐威王命田颁和孙膑向太子申发起攻击,魏军与齐军在魏国境内发生大战。赵肃侯重整赵军准备助战。魏惠王命令庞涓尽快结束对韩战争,助太子申与齐军作战。秦孝公由于有了上一次的惨痛教训,听从商鞅的建议,决定先坐山观虎斗。楚宣王出于与秦孝公一样的考虑,也坐观事态发展。
    公元前341年(魏惠王二十九年),庞涓制服韩国,在迫使韩昭侯同意魏国换地的要求后进军东部战场,与太子申合战秦将田颁和孙膑。庞涓到达东部战场后,魏惠王指定太子申为上将军,统一指挥两军。庞涓自为魏将以来,就一直归魏惠王直接指挥,虽有过与太子申联合作战的经历,但却是各为主将,彼此没有隶属关系。庞涓出身平民,尽力为平民大臣出头争利,加上战功卓著、为人忠厚,被魏国的平民大臣奉为领袖。而太子申自幼生活在贵族群体中,与平民大臣的来往不多。当了太子后,在贵族的簇拥下成为贵族大臣的首领,自觉不自觉地与平民大臣有了隔阂。太子申与庞涓本来没有恩怨,只是限于各自所处的位置而很少来往。太子申与庞涓本来也都是宽厚之人,但由于政治立场不同,在军事上互不服气,存在一些抵触情绪。此时的庞涓已是各国公认的第一战将,长期以主将的身份指挥作战。这次魏惠王不仅没有让庞涓为主将,反而让他归太子申领导,庞涓难免会有些意见。
    庞涓的不满完全仅仅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庞涓在军事上无比自信,认为太子申没有资格在军事上指挥自己,凭仗身份的高贵来指挥将领打仗的做法是很危险的。过去魏惠王指挥庞涓,也不过是宏观调度而已,如今太子申凭借太子身份对自己耳提面命,对自己简直就是一种耻辱。而贵族大臣们却为太子申出任平民大臣庞涓的主将而感到高兴,将其作为贵族大臣压倒平民大臣的重大政治胜利来看待。贵族大臣为太子申打气,平民大臣则为庞涓鸣不平,派系斗争驱使庞涓与太子申的对立情绪更加严重了。
    其实,魏惠王对庞涓与太子申的这种安排,也有他自己的考虑。魏惠王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虽然身体还算健康,但对于身后之事不能不有所准备。他本人也有为与公子缓争立皇位而导致国家严重内乱的经历。这让魏惠王异常重视接班人的问题,决心在生前就帮助太子申建立起巩固的政治优势,使其能够顺利地完成权力交接。当年,魏文侯让魏武侯位居吴起之下,使魏武侯的威信受到影响,直到即位初期还不能建立权威,一度出现了平民大臣失控的局面。这个教训,促使他在贵族集团与平民集团斗争中必须加强太子申的实力,削弱平民集团的力量。为此,魏惠王决定帮助太子申树立威信,抑制平民大臣,让庞涓归太子申领导,位居太子申之下。魏惠王为太子申建立权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太子申此时已接近花甲之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太子,应该让他通过指挥战争的胜利,来赢得即位的资本。此外,他觉得让太子申指挥庞涓也无妨大局。魏惠王这个决定的政治意义明显地超过了军事意义。
    考虑到庞涓声名巨大,太子申也较为谨慎。他没有把庞军与自己两军合一,而是让庞涓仍然率领原班人马,只是要求他听从自己的统一指挥。太子申和庞涓很快就在卫都濮阳附近击败了田颁和孙膑率领的齐军,齐军向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败退。
    马陵在地理上是个分界线。马陵以西的濮阳地区是平原地带,自马陵向东就进入了马陵断裂带,为山岭地形。由于是夜晚追击,庞涓建议太子申停止追击,以免中了齐军的埋伏,等天亮再说。太子申自认对马陵一带的地形比较熟悉,虽为山岭地区,但并不陡峭险隘,齐军大规模设伏的难度很大,况且魏军对齐军是贴身追击,齐军没有摆脱魏军,收缩包围圈围击魏军的机会。此外,太子申不认为田颁和孙膑是诈败诱敌,相反正是一举歼灭齐军主力的大好时机。庞涓再劝太子申,太子申便有些发怒了,认为庞涓是有意阻止自己立功。太子申拿出主将的威风训斥庞涓,命令庞涓随自己一同追击齐军。说罢,便率领自己的兵马紧追齐军进入了马陵道。
    如果是庞涓为主将,是绝对不会追击齐军的。从濮阳进入马陵道,地形就开始复杂,在夜晚没有探路的情况下贸然追击是很冒险的。太子申的话虽然也有道理,但庞涓总感觉有些不妥。虽然,庞涓与太子申的意见不一致,但对于太子申的命令,却不得不遵守。首先,太子申是军中主将,如果马陵道无齐军的埋伏,庞涓不追击齐军就是严重的违抗军令,贻误战机,罪当处死。其次,太子申贵为太子,深受魏惠王的重视,如果发生意外,作为太子申助手的庞涓,由于违命而未能跟随太子左右也是罪责难逃的。无奈之下,庞涓只好率军跟随太子申军进入了马陵道。
    魏军进入马陵道后,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马陵地区的地形经齐军事先筑建堤防的改造而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为障碍物和被改造过的地形十分利于大规模设伏。由于是夜晚追击,等到太子申意识到中计的时候,魏军已经全部进入到马陵道中。事先埋伏在马陵地区的齐军见魏军进入了包围圈,迅速收网,把魏军和一部分没有来得及摆脱魏军的齐军一同包围起来。随后,齐军凭借地形的优势,采用各种杀伤手段对魏军展开了大屠杀。这场屠杀持续了很长时间,魏军多次发动敢死冲锋都没有冲破齐军的包围圈。魏军在被消耗殆尽之后,田颁和孙膑命令军士强攻魏军阵地,抓捕还在顽强抵抗的庞涓和太子申。庞涓见大势已去,绝无冲出包围的希望,便拔剑自杀了。一代名将为免遭战败被俘之辱,玉碎在了马陵道。太子申自杀未遂,被齐军俘虏。
    马陵之战,魏军两支最精锐的部队被齐军全歼。对魏国来说,更沉重的打击是被誉为魏军战神的庞涓,在这场不该发生的战斗中死去了。太子申被齐军俘虏到齐国不久就自尽了。太子申的死,是魏国的另一个重大损失。
    魏惠王为自己的错误决定懊恼不已,他知道失去太子申和庞涓对他和魏国意味着什么。魏惠王强忍心中的无比悲痛和悔恨,振作精神做好马陵之战的善后工作。
    公元前340年(魏惠王三十年),齐、秦、赵三国又联合攻打魏国。韩国由于此前被庞涓打得失去了大战能力,只能自保,未能出兵,但却撕毁了与魏国达成的换地协议。魏军在公子昂和龙贾等将军的率领下,勉强维持住了马陵大败后的紧张局面,击退了三国的联合进攻。
    同年,魏国的河西郡和上郡受到秦国的猛烈进攻,位于河东的旧都安邑也受到严重的威胁,魏惠王命令公子昂出兵抵御秦国的攻击。
    公子昂是魏军名将,兵锋甚盛,秦孝公命令商鞅亲自率领秦军迎战公子昂。商鞅在魏国时,与公子昂是好朋友。公子昂也曾经建议魏惠王重用商鞅,虽未说服魏惠王,但也真心为朋友尽了力,商鞅是感激的他的。对公子昂出色的指挥才能,商鞅十分佩服,知道秦军硬打是打不过公子昂的。商鞅使诈,假意与公子昂叙旧会盟,设伏活捉了公子昂,随后率秦军袭破魏军,魏军再次遭到惨败。
    魏国经过魏文侯、魏武侯和魏惠王三代人百年的拼搏,才形成独霸中原的局面。而这种局面是需要强大的武力才能够维持的。魏国在失去庞涓、太子申、公子昂三位优秀将领和三支最精锐的武卒后,军事实力受到严重削弱,霸业从此一蹶不振。军事上受到沉重打击后,占有中原最富庶地区的魏国就成了周边秦、赵、齐、楚、韩等强国竞相攻击的目标。魏惠王後期,由于军事上不再占有优势,国势衰退,只好转向靠外交手腕生存。魏惠王晚年,仍然在中原舞台以主角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合纵连横的大戏。
    公元前334年(魏惠王改元年),魏惠王和齐威王在徐州(今山东滕州)相会,史称“会徐州相王”。两人互尊为王,承认魏、齐两国的对等地位,以共分霸业,并缓和了魏、齐两国的矛盾。此后,齐威王正式称王,这标志着齐国霸主地位的提升,魏国中原独霸地位的丧失。
    公元前319年(魏惠王改元十六年),八十二岁的魏惠王去世,葬于今河南中牟县官渡镇韩庄村附近。太子嗣即位,史称魏襄王。
    魏惠王执政后期,由于在重视和使用人才方面存在的失误,导致国内政治开始紊乱,对外战争连战连败,逐步走向衰落。
    不听忠臣良言,错失治国良才商鞅。
    商鞅开始是魏国相邦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发现商鞅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当自己病重时,极力向魏惠王举荐,让商鞅接替相邦的职位,而魏惠王根本就没有启用商鞅的意思。公叔痤是一个忠臣,他从国家利益着想,劝魏惠王说:“如果魏国不用商鞅就将他杀掉,免得被别国重用,那样对魏国相当不利。”魏惠王最终既没重用商鞅,也没有杀掉他。公孙痤死后,公子昂又一次向魏惠王推荐商鞅当相邦,魏惠王还是没有用他。正赶上秦孝公广召人才,商鞅得不到重用,只好投奔了秦国。他费了许多周折,四次进见秦孝公,经过几次辩论,提出了许多富国强兵的主张,得到了秦孝公的赞同,授权他实施变法。
    秦国自秦穆公去世,后来的几代君王都很平庸,国家也渐渐的衰退,常常受到欺凌,尤其魏国强大后,不断侵犯秦国,秦国也没有反抗能力。到了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时,秦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军事上开始强大,才逐渐敢于与魏国较量。可在关键时期秦献公又去世了。这个富国强兵的任务就落在了秦孝公的肩上。秦孝公不负众望,他继承父亲的遗志,将秦国落后的局面予以改变。特别在商鞅变法后,秦国一跃成为了强盛的国家。
    由于魏国一直对秦国虎视眈眈,是秦国最大的威胁。商鞅提出了进攻魏国的建议,秦孝公非常赞同,并且命商鞅为将军攻打魏国。商鞅寻找魏国与齐国交战,周围小国也起来反抗魏国的大好时机,带兵进攻魏国,将魏军打败,迫使魏惠王在秦国的强大攻势下提出和解。由于商鞅的努力,彻底的消除了魏国的威胁。魏惠王也非常后悔没有听公叔痤和公子昂的话,重用商鞅这个人才。
    偏信导致失察,逼走军事奇才孙膑。
    孙膑是战国时著名兵法家,也是个比庞涓还要谋高一筹的大军事家。魏惠王在使用孙膑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地失察之过。孙膑到魏国求职,魏惠王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任用他为将军。他不了解庞涓对孙膑存在着很强的嫉妒之心,偏信了庞涓对孙膑的诬告之言,命人残害孙膑。结果将孙膑逼走,拱手让给了齐国,被齐威王重用为军师,使齐军对魏国的战争中连战连胜,为自己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正是由于商鞅和孙膑一类人才的流失,才造成了魏国的屡屡失利,一蹶不振的局面。魏惠王的三次决定性军事失败,前两次败给了孙膑,后一次败给了商鞅,两人都是他自己放弃却又被他国重用的人才。只可惜魏惠王志向远大,却不能知人善任,错失了商鞅、孙膑等杰出人才,从而导致了魏国后来的日益衰落。
    看重物宝利益,缺乏人本观念。
    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魏惠王重物轻人,重利轻义。公元前355年(魏惠王十五年),齐威王与魏惠王一起打猎,魏惠王首先发问齐威王:“齐国有何宝物?”齐威王答:“没有。”魏惠王又自夸自擂地说:“魏国虽小,寡人尚有直径一寸的宝珠十枚。置车上,晚上出行,可照亮前后车辆十二乘。难道象齐国这样的大国,能够没有吗?”齐威王答:“对于何物为宝,寡人与王看法不同。我有臣檀子,使守南城,楚国人不敢为寇;有臣盼子,使守高唐,赵国人不敢入侵;有臣黔夫,使守徐州,燕赵不敢来犯,七千家前来投齐;有臣种首,使防盗贼,则道不拾遗。此四臣者,光照千里,较之只能照亮十二乘车子的宝珠,不是更加宝贵吗?”齐威王一席话,说得魏惠王低下了头。
    公元前320年(魏惠王改元十五年),邹国人士孟轲求见魏惠王。魏惠王问道:“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能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呢?”孟轲说:“君主您何必张口就要利益,有了仁义就足够了!如果君主光说为国谋利益,大夫光说为家谋利益,士民百姓所说的也是如何让自身得到利益,上上下下都追逐利益,那么国家就危险了。只有仁爱的人不会抛弃他的亲人,忠义的人不会把国君放到脑后。”魏惠王只好点头说对。这两件事反映了在人才和物宝、利益和仁义的认识问题上,魏惠王与齐威王、孟轲思想观念上存在的巨大差距,也为齐强魏弱的历史结局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答案。宋代一位叫徐钧的诗人,在评价魏惠王时写道:
鞅已归秦膑入齐,有才不用孰持危。
后来医国非无药,仁义良方惜不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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